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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2019年1期《青年作家》 
 

班宇的“分身術”

 
周 榮

班宇至少有如下幾種身份:

專業從事書籍策劃出版多年的理工男;

翻譯格林厄姆·格林的《安靜的美國人》、科普書籍《歷史與社會——自然災害》的跨界翻譯者;

為《愛搖》《通俗歌曲》《新視線》等刊物撰寫樂評的專業級音樂發燒友、“毒舌”樂評人;

在豆瓣閱讀上連載“東北瘋食錄”“工人村故事集”,具有超高人氣的骨灰級網絡寫手;

一年之間,以眼花繚亂的速度“霸”遍《收獲》《當代》《小說選刊》等重量級刊物的新銳小說家。

分身有術的班宇以迥異的面孔,嫻熟而輕盈地穿梭于各種文化地帶,游刃有余,虎虎生風。班宇把他的分身術也帶到了寫作中:他的小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與當下之間逡巡游走,寫下崗工人的落魄,把一個個被歷史風暴掀翻在地的無辜者扶起,撣落強加于他們身上的污濁,賦之予體面與尊嚴;寫當下生活中的失意者邊緣人,道盡生活的無奈與無常,人間的冷暖與炎涼,兜兜轉轉在絕望的盡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于我而言,班宇小說更多了一重關己的意義:他激活并刷新了我在沈陽這個東北重工業城市二十多年的生活經驗,帶領我重新打量、理解這座城市——關于鐵西,關于歷史,關于命運。

沈陽市府廣場的東南側,坐落著這座城市的地標建筑恒隆大廈,三百五十米高、八十八層,世界第三的雙子對稱設計、四十米高的皇冠造型,一串醒目的數字足以讓這座龐然大物在高樓鱗次櫛比的市府廣場笑傲群雄。夕陽西下,薄暮冥冥,站在大廈的頂層,四周望去,八車道寬的青年大街上人車川流不息,凌空飛躍的高架立交四通八達。向南,五里河的高樓大廈與天際線在遠方融為一體;向北,北陵公園一望無際的郁郁蔥蔥彰顯著這座城市的歷史底蘊;向東,層巒疊嶂的山脈綿延起伏,那是棋盤山,如果天氣好的話還能看得更遠,石油城撫順都可以看見;向西,跨過火車道,是聯合國評定的全球宜居示范區鐵西。生在沈陽長在沈陽的班宇牢牢地把他的故事鎖定在鐵西區。

作為社會主義工業體系與工業文化的原初空間,東北與沈陽濃縮并承載了二十世紀國家革命與人民解放的厚重歷史。沈陽的鐵西區曾經被稱為東方魯爾,這里匯集了沈陽,不,是新中國工業體系的精英力量,不到四十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曾經聚集了近千家工廠,擁有三十多萬產業工人。新中國以后,工人階級作為歷史的主體,對應著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建構——即通過“階級-國家”主導的階級認同凝聚共識,圍繞著工業建設與工人階級,當代歷史完成了關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與認同。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工人階級具有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的雙重意義。但是隨著歷史車輪的改弦易轍,九十年代迅速駛入現代化的快車道,社會主義工業體系頃刻間分崩離析,產業工人也從國之主體淪為時代的棄兒,從“工人階級老大哥”跌入“下崗工人”行列。班宇的小說把敘事的起點設立在九十年代那個決定幾十萬人命運的歷史關節點。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有誰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而那些在一紙令下無家可歸的工人恐怕連慌亂驚恐抱怨的時間都沒有,他們必須馬上從熟悉的崗位卷起鋪蓋投身未知的市場,為明天的飯碗、孩子的學費尋找著落。這種遭逢中看到的恐怕不僅有世人的真面目,還有歷史冷酷無情的真面目吧。《盤錦豹子》中的印刷廠工人孫旭庭,像豹子一樣敏捷靈活,“以刻苦鉆研、熱情上進的主人翁精神”,硬是組裝完成了冒充進口、實則技術落后的印刷機,廠里允諾的獎勵卻并沒有兌現;工廠經濟效益不好,又主動做市場跑銷售攬業務,卻意外碰了法律紅線關進了派出所;下崗后,經營彩票站維持生活,又由于前妻的原因被高利貸找上門索債。面對堵在家門口要債的,終于,“孫旭庭昂起頭顱,挺著脖子奮力嘶喊,向著塵土與虛無,以及浮在半空中的萬事萬物,那聲音生疏并且凄厲,像信一樣,它也能傳至很遠的地方,在彩票站、印刷廠、派出所、獨身宿舍,或者它并不遙遠的家鄉,都會有它的陣陣回響”。這是這個屢屢被生活碾壓的中年男人唯一的一次憤怒,指向無端被操控的宿命、被踐踏的尊嚴。與孫旭庭一樣被逼向命運死胡同的還有孫少軍(《槍墓》)、李承杰(《空中道路》)、許福明(《逍遙游》),以及工人村中無數的無名者。小說并沒有到此為止,而是朝向更尖銳的刺去:歷史的不幸沒有到孫旭庭、孫少軍這一代為止,他們的后代還在持久地承受著歷史的陣痛。《槍墓》中,父親孫少軍被處以極刑,兒子孫程帶著難以愈合的創傷四處漂泊,期間遇到傷害父親的仇人、動心的姑娘,卻始終無法撫平傷痛,“在所有人醒來之前,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只能獨自走完”。歷史并沒有終結,反而以愈加明晰的面目在場,釋放著慣性的力量。如果說,寫作的意義在于對抗遺忘,誰又能拯救孫程呢?他心中積壓的無法釋懷的“怕與恨”,是否有化解的渠道?他需要那個遲到的正義,是否還有可能出現?或者如作者所言,“他的眼前就是那道白光,他必須要走進去,才能看見光里面有什么”。如果光里面還是無盡的虛無與黑暗呢?

在九十年代的書寫中,下崗工人是空白的盲區,他們或者被無視,或者作為可有可無的部分一閃而過,或者作為苦難敘事中“被看”或“被消費”的載體。九十年代的敘事框架中,似乎確實沒有一個合適的位置安放這個數目龐大卻面目不清的群體。在文學史脈絡中,有兩條清晰的處理九十年代的路徑。一條是“回歸日常生活”,還日常生活以合法性,從八十年代耽于理想的吶喊轉向實際功利的計算,新寫實小說即在這個譜系中;一條是在“市場正義資本神話”觀念支配下的寫作,白領文化、中產階級、自由競爭、世界主義,成為最能安撫人心的意識形態,私人化寫作和女性寫作蓋可以劃入此路。無論哪條路徑,都沒法容納下崗工人這個群體,之于前者,下崗工人恰恰被拋出了日常生活的軌道;之于后者,下崗工人“天然”攜帶的社會主義文化血統正與之背道而馳針鋒相對。中國在近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連續發生幾次激烈的社會變革,每一次社會變革都像列車的急轉彎,能夠平安到達下一站是幸運的,而每次急轉彎都有很多人被甩出去。當我們平安到達時,也應該記住那些在路上被甩出去的人。下崗工人,作為體制變革的犧牲者、政治上的失語者、社會上的邊緣者,寫作也許是最有效的方式把他們從冰冷的歷史檔案中打撈,還之以血肉之身。因此,班宇對那場變革、那些下崗工人的書寫,一方面拓寬了已有寫作對九十年代的呈現與認知;另一方面也是對那些被甩出歷史列車的人遲到的敬意。作為85后寫作者,對這一場以“現代化”的名義重組生活的浩大變革,保持著非常的敏感和自己特別的看法,讓他找到了與當代史、文學史對話的有效切入口。

工人村,這個反復在班宇小說中提及的詞匯,在CBD、步行街、金融中心、商貿區等具有鮮明時代性的、劃分區域功能的語詞面前,顯得陳舊而不合時宜。工人村曾經是工人聚集生活的地方,但又與今天的商業住宅小區不同,這里不僅有住宅,還有幼兒園、學校、醫院、文化宮、圖書館、活動中心,幾乎具備了維系日常生活的所有功能。這種生活形態像一張網把工人個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也是工人社會地位與福利保障的物質基礎。上班是工友、回家是鄰居,工廠與工人村,在日常與生產兩個領域把分散的個體聚攏為群體的力量。工人、工廠、工人村,三足鼎立,支撐起“工人階級”這個想象的共同體。反之,當工廠走向衰落時,又拉動了工人村的衰落,兩者聚合的力量撕裂了作為“階級”意義的工人群體。隨著城市區域功能轉型、城市化改造的到來,工人村的面積日益縮減,被圍困于城市邊緣的一角。班宇如是記錄了工人村的變遷:

工人村位于城市的最西方,鐵路和一道布滿油污的水渠將其與外界隔開。顧名思義,工人聚居之地,村落一般的建筑群,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興建,只幾年間,馬車道變成人行道,菜窖變成蘇式三層小樓,倒騎驢變成了有軌電車,一派欣欣向榮之景。 俄羅斯外賓來此參觀學習,家家戶戶競相展示精神面貌,盛情款待藍綠眼睛的老毛子,竭力推廣自家卓越的生活方式,幾位來考察的外賓日日恍然大悟,受益良多,回國后每年冬季開始漬酸菜包餃子唱小拜年。

萬物皆輪回,凡是繁榮過的,也必將落入破敗。進入八十年代后,新式住宅鱗次櫛比,工人村逐漸成為落后的典型,獨門獨戶的住宅更接近時代。一門幾戶的工人村舊居,剛入住時相敬如賓,時間長了,矛盾顯現,油鹽水電等不起眼的小事,相互之間也能打得不可開交。更有甚者,父母輩明爭暗斗時,兒女輩卻暗結珠胎,仇恨的種子進一步散播,一筆算不清的糊涂賬。

九十年代里,生活優異者逐漸離此而去,住上新樓,而這些茍延殘喘的廉價社會住宅,居然也變成古董,待價而沽。所有人都在等待拆遷,拿些補償款或者換個新居,從而改善一下生活條件。街對面樓齡更輕的,已經拆完并開始重建,但至今還沒有拆到這里。原因是住在工人村里的老弱病殘居多,這些落后于時代半個世紀的人是天然的釘子戶。比起那些離開的惡,仍住在這里的人們,想得到的要更多一些,畢竟他們所擁有的只剩下這幢老房子,這是最后的底牌,不打得驚天動地一點,是沒辦法翻身的。(《工人村》)

50—80—90年代,工人村從繁盛到中落再到衰敗的時間路線,吻合著從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體制到新時期的現代化方案再到市場經濟的全面到來。這一路下來,產業工人不斷被驅逐出社會中心舞臺,及至邊緣化。工人村的衰落也意味著社會主義工業人口日常生活的全面陷落;工人村里的居民從響當當的工人老大哥,變為“老弱病殘”“天然釘子戶”,其中有倒賣古董的、開皮肉生意黑店的、裝神弄鬼跳大神的、離了婚開出租的。宿命的力量具有強大的繁衍力,工人村的孩子不務正業,賭博打架氣死父母,“黑社會都是這座樓的兒子”。暴力催生暴力,黑暗未必催生光明。工人村不但喪失了無產階級的“先進性”,更不具有日常合法性,成為暴力、愚昧、黑暗的滋生地。在長達九個小時的紀錄片《鐵西區》中,鐵西區也仿佛是由工廠與貧民窟構成的孤島,鮮明地區別于其他市內五區。于是一種新的邏輯與話語生成:工人村之于去工業化的鐵西、鐵西區之于去工業化的沈陽、東北老工業區基地之于市場經濟的全國,構成一種異質/主流的關系,前者是后者應該予以清理的歷史“包袱”。曾經過往的深度歷史則在這種差異化斷裂式的話語中被抹平。今天,一部分保留下來的工人村作為文化活動區,鐵西區的工廠被開辟為博物館,“逼真”地保持著五十年代生活與生產的“原貌”。豐富的歷史就這樣以“懷舊”“藝術”的方式壓縮于扁平的特殊空間里,以文化消費的名義具有了某種詩意,但個體的傷痛顯然不是這種懷舊與詩意所能包容的,參觀者無法在其中感受到絲毫漫天冰雪中北方的熱血與哭嚎。

稍后的《山脈》從沉重的歷史敘事中抽身,轉向文體的實驗與開拓。對這部作品之于當下寫作的意義做出準確的判斷為時尚早,但它的出現驗證了我的一個粗淺觀感:班宇骨子里是一個先鋒小說家。班宇對文體的探索意識在《槍墓》《工人村》《空中道路》中已露端倪。《洪水之年》《盤錦豹子》《逍遙游》已經呈現了班宇寫實風格敘事的嫻熟技巧:閃轉騰挪中干凈利落的情節鋪陳,在蓬勃與詩意間恣意流淌的語言、浸透著世俗煙火氣的方言對話、充滿反諷隱喻意味的冷峻意象。但年輕的小說家并不打算在常規穩妥的敘事中盤旋良久,對形式的敏感、對極致的追索推動寫作不斷越過傳統敘事的舒適區,延伸延伸再延伸,指向未被抵達的、更深遠的精神之地。《空中道路》中以第一人稱“我”和第三人稱交替展開敘事空間。第三人稱講述工人班立新和李承杰從工廠繁榮到衰落期間個人命運的浮沉;第一人稱站在兩個人的兒子的視角,呈現、評價父親一代的生活片段。穿插的視角重新縫合了兩個斷裂的時代。空中道路的神奇設計、講解《日瓦戈醫生》的橋段、工人的福利度假、驟然來臨的改革,小說通過一系列具有強烈隱喻性的情節,在波詭云譎的歷史中打撈出平凡個體的尊嚴與情義。小說中不斷提到的雨果巨著《九三年》,像一面鏡子,影射著歷史提醒著讀者,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遠未降臨之前,拒絕遺忘的書寫是最后的道德底線。《槍墓》選用小說嵌套小說的敘事結構,虛虛實實遮遮掩掩中人物內心的傷痛與掙扎歷歷在目,字字誅心,當“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主人公面對曾給自己家庭帶來滅頂之災、而今頤養天年的老夫婦,終究沒有扣響復仇的扳機,也留下了邁向新生的一線生機。唯有不忍才可救贖。群像式寫法,文學史早有珠玉在前,《工人村》勝在對雜蕪斑駁的歷史中野蠻生長、肆意叢生的破壞力的捕捉。班宇像一個玩抓娃娃的游戲頑童,不斷挪動調整抓手位置,幸運的是,他運氣足夠好,每次都能收獲多多,于是他想更大膽地嘗試。《山脈》把文體形式推向極致。

《山脈》雜糅了多種文學門類,五節分別由文學評論、神話、人物訪談、日記、小說片段構成,每節的內容既沒有思想上的連貫性,也沒有清晰的邏輯關系,五個章節既相互獨立彼此游離,又潛隱著草蛇灰線伏筆千里的照應。小說的核心或線索是一個叫班宇的寫作者與他創作的一部叫“山脈”的小說——沒錯,班宇喜歡把自己寫到小說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小說幾乎沒有任何完整的情節,出場的人物形形色色,卻沒有在情節和故事上建立起關系;關于小說的評論、對作者的采訪、作者的日記、小說的部分片斷,構成了整部小說的主體,但讀者又并不能獲得關于班宇與山脈的任何明確信息,這一節中似乎肯定性的內容和信息,又被下一節證明為是徒勞或錯誤的。文本中充斥著大量情節的缺失與裂縫,整個故事籠罩著迷霧一樣的氣氛。甚至可以說,《山脈》是一個反小說的作品,作為一個具有實驗性、先鋒性的開放文本,小說敘述的重復與纏繞、迷宮一樣的結構、不確定的意義表達,為喜歡智性閱讀的讀者提供了挑戰已有美學經驗的空間:喜歡敘事迷宮的可以在其中讀出孫甘露格非甚至博爾赫斯的意味,喜歡馬原洪峰的可以從中獲得真實與虛構交織的混沌感。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先鋒文學以石破天驚的姿態在新時期剛剛松動卻依然僵硬的文學版圖上信馬由韁,一反常規打破了文學與現實之間嚴謹刻板的反映關系,從而在認識論層面上為寫作和作者敞開了自由的空間,更在美學意義上使文學文體得以從千篇一律的八股模樣中脫身,獲得與內容相提并論的重視。對于新銳作家,先鋒作為一種精神,首先意味著重鑄小說觀念的能力、反抗傳統小說技法的勇氣。能否在文本與現實之間建立起新穎而有效的連接形式,能否在現有文學規范之外開疆辟土,在任何時代都是衡量一個作家才華與想象力、思想銳度與氣象格局的重要尺度。班宇與《山脈》一同呈現了年輕寫作者的可能與勇氣。可以想見,《山脈》會面臨著兩極化的批評:喜歡的人會著迷,沉浸其中,甚至像我一樣,拿著鉛筆在各章節中勾勾畫畫,尋找解開文本眾妙之門的線索,樂此不疲;不喜歡的人讀不到十行,馬上扔到一邊,拾起手機。

新歷史主義早已告訴我們: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話語的年代。在班宇這里,“講述話語的年代”與“話語講述的年代”同等重要,前者是立場與方法,后者是對象與客體;前后參差對照,前者意味著作者貫通歷史的立場取向,其中已經隱含了重釋與反駁的意味,后者意味著作者對非主流或行將遺忘的歷史的價值肯定。班宇現有的寫作中,對歷史的處理一般回撤到九十年代,沿著這條路,更深遠的還指向新中國以來的社會主義文化經驗與工業文化體系,以及對這種文化經驗復雜性的更全面的理解與處理。這樣的延伸對于班宇是可能與必要的,有理由期待已經站在歷史節點上的年輕寫作者更大步地向后向后,直至無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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