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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該做四件事

 
朱振山
  在人的一生里,到底應該做幾件事呢?實實在在說,絕大多數人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她)的職業。還有一些人,做了兩件事,那就是除了自己的職業以外,還做了自己的事業。當然,有許多職業與事業是黏在一起的,就是說,所做的職業也就是所從事的事業,比如教育、衛生、文化、公益等等。這些行業一方面可以養家糊口,一方面可以利益社會人群。當然也有算不得事業的職業,比如修鞋匠、修腳匠、麻將館、巫婆、媒婆、從事色情服務的老鴇子……如果我們勉強給這些行業冠以一個“業”的名稱,倒也可以稱作服務業,不過這里面就有了譏諷意味了。我去內蒙古出差的時候,曾經看到過路邊有一個牌子,上面寫道“某鎮驢業發展有限公司”,估計是那種養驢、買賣驢、宰殺驢、交配與繁殖驢的行業,覺得好笑,現在的人們真會起名,什么行業都可以冠以“業”的標簽。的確,除了那些見不得陽光的齷齪行業之外,還真是難以把職業與事業嚴格區分開來。
  我判斷,做這樣兩種事的人應該占人類的大多數。那么,除了這兩種必須做的事之外,還有沒有第三種事可做呢?當然有的。第三種事就是學業。就是說,一個人在職業與事業之外,還應該不間斷自己的學業。這個學業不是一般所說的學歷教育,不是你讀完本科再去讀研,讀博士或博士后。我所說的學業是在生命歷程里“活到老,學到老”。這種學習不僅僅是讀書,也要讀人、讀社會、讀景物、讀高山、讀大海、讀國情、讀所有的社會現象。一談到學業,就有許多人首先想到上學讀書,這種想法是非常狹隘的。實際上,真正意義上的學習,讀書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讀書具有兩面性,有悟性的讀書,可以開智慧,沒有悟性的死記硬背,會越讀越傻,成為人人厭惡的書呆子。古人把學習的途徑設定為兩方面:“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后來又有人增加一項,叫做“交諸多友”。就是說,交友也可以開闊你的視野,讓你攝入更多的信息量與知識量。依我之見,這還不是學習的全部,學業還應該包括靜觀與感悟。
  做這第三件事的人實在不多。不多的原因,就是大家沒有真正認識到學習的極端重要性。一般人都以為,學以致用,認為學到的知識能派上用場才算有用,如果用不上就沒必要去浪費時間了。殊不知,學習是一種豐富心靈的唯一途徑。常言道,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當我們生命終結的時候,名利財富全然不能帶走,唯一可以帶走的是心靈的博大,那么,心靈的博大從哪里來呢?就是不斷學習、不斷感悟的結果。孔夫子對學習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認識,他曾經不吃飯不睡覺,苦苦思索人到底做點什么才有意義,最后他得出結論:不如學也。因此,他一生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在職業、事業之上又不輟學業的人都是社會精英嗎?也不盡然。我覺得社會精英也不應該以貌來取,不應該認為精英都是白領或身份地位很高的人。依我之見,平民里也不乏精英存在,只是他們不得志而已。那么,做完這三件事是不是就很圓滿了呢?當然不是,除了這三件事之外,還要做第四件事,那就是道業。道業是什么呢?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修身、持戒”,進而感知宇宙人生。說起“修身持戒”,許多人馬上會想到那些基督徒、佛教徒。實際上并不僅此而已,皈依各種宗教信仰的人有許多人并不以道業為目標,從興趣出發混吃混喝的大有人在,好為人師的、世俗間的另類也大有人在。這里所說的“道業”,是指那些不斷探索宇宙人生真相的有識之士。你要問這些人為什么會熱衷于道業,答曰,不為什么,你要問修道對于個人生活有什么好處嗎?答曰,這種好處不是眼前利益。
  人生該做四件事。為什么要做四件事?我就做一件不可以嗎,或者我至多做兩件,你管得著嗎?當然管不著。天底下只做一件事也就是只做職業的人非常之多,大約占百分之八十。這些人里面,即使標榜我也有自己的事業者,實際上只是標榜炫耀而已,骨子里還是只有謀求生存的職業。這樣做對不對呢?當然沒有錯,這里面不存在是非對錯的問題,只存在一個生命等級問題。只做一件事和做兩件事是不一樣的,做兩件事和做三件事也是不一樣的,做三件事和做四件事更是不一樣的。那么差別在哪里?就是生命厚度不一樣。如果我們把生命當做一個長寬厚的幾何體,那么人與人的差別僅僅表現在生命厚度上。我在解讀《論語》的時候,把孔子說的“小子,何莫學夫詩”講解為《生命精彩看厚度》。生命長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生命等級,就是說,你能活到百歲也不等于你的生命等級;寬度(即財富、地位)也不能決定一個人的生命等級,因為財富地位是轉眼即逝的,決定生命等級的只有生命厚度,也就是心靈含量。生命厚度包括人文情懷、道德體系、良知體系、信仰體系、思想容量等等。美國散文家愛默生說,人最重要的是“有活力的靈魂”;我國的至圣先師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年輕人,你們為什么不去學點詩歌呢)德國古典詩人荷爾德林說,人類應該詩意棲居在大地上。由此可見,東方圣人、西方圣人,此心同,此理同。
  然而,這個原理至今還不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大多數還不知道人的高低貴賤差別在哪里。我的家鄉有這樣一個人,他終生只做一件事,就是自己的職業。他的職業項目非常之多,令人瞠目!有人統計,他精通農村十多種技能,并且樣樣出色。他是種地高手、菜園子高手、果樹技術高手、豆腐匠、木匠、瓦匠、養蜂高手、獸醫(劁騸)高手……村里人總結的比這些還要多,然而無論他精通多少種技藝,他這一生終歸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職業。說來這個人是非常可憐的,他滿腦子都是量化思維,因此對社會人生一無所知。他不懂法律,更不懂文學藝術,甚至一生不看電視。他每天早早睡覺,半夜起來做豆腐,周而復始。他的生活只有三項內容:吃飯、睡覺、干活。他一生掙了很多錢,但最后卻還是沒有錢。為什么呢?他總是把余錢投入擴大再生產。他沒有半點享樂意識,破衣服、破鞋子伴隨他一生。他的女兒被人強暴之后,又被施暴的人娶走,對此,他毫無辦法。盡管也有過訴諸法律的過程,但是經不住人家幾句好話的勸說就草草了事了。然而這個曾經強暴他女兒的“女婿”并不感謝他,甚至一直看不起他。這個人的一生十分蒼白,也十分簡單。那一年,他的大棗喜獲豐收,賣了最高價,在一次賣棗歸來的途中,由于興奮過度,疏忽大意,慘遭車禍,被一輛重型貨車活活碾死。
  他死后,家產又被看不起他的女婿據為己有。
  他的職業干的太出色了,然而,他的生命卻太卑微了。
  舉這個例子,并不是說職業不重要。相反,職業是所有人的立身之本。那些做了四件事的人也不能沒有職業來支撐。關鍵是,單有職業是不夠的。如果說職業是一座高樓的基礎,那么在這基礎之上,還要有高層建筑,這個高層建筑就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和第四件事。
  第二件事是一個人社會意義的體現。就是說,這個人在做好職業、謀求生存之外,還要利益社會、利益國家。譬如當教師。一個優秀教師,除了教書育人掙工資以外,還在為國家培養人才,為青少年啟蒙解惑,這就是一個教師的社會意義。如果一個教師在崗位上混日子、不思進取、誤人子弟,他就沒有事業可言,頂多是做一個教書匠來糊口謀生。我的一個高中同學,當上教師之后,三十幾歲就開始盼望著退休,每天上班有一打無一打的,那么,這樣的教師只能是一個職業,是一個玩忽職守的職業,根本算不得事業。如果是文藝工作者,他(她)的作品、表演只追求票房價值,只追求收視率,只追求銷售量,置社會意義于不顧,那么這個文藝工作者也只能算是一個職業,說他從事文藝事業是不恰當的;作為官員,沒有任何政績,沒有任何建樹,更不能造福一方,每天養尊處優,腦滿腸肥也只能算作職業,算作官僚,而那些焦裕祿式的人民公仆才配說是從事“人民事業”;前蘇聯園藝家米丘林原本是一個修表匠,他用修表掙來的錢從事園藝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那么鐘表匠是他的職業,而園藝家則是他的事業……
  在做好這兩件事之后又做學業的,把職業、事業與學業一并推進的,是一個積極向上的人,也是一個健康充實的人。如果你要檢查一個個體生命是否蓬勃向上,是否充滿活力,你就首先要看看他是否在延續自己的學業。有相當一部分人(無論年齡大小),完全拒絕讀書,每日吃喝拉撒,卻總是自我感覺良好,這些人的口頭禪是:“世界上的事我啥不知道?”言外之意是,我不需要學習,也不需要思考了!天底下這點事我早就看明白了!這時你就可以斷定,這個生命已經枯萎了,用不了多久就要凋謝了。
  實際上,人群里的大多數人,都在有意無意地延續著自己的學業。有些人即使不是刻意學習一些東西,而世事變遷、社會變革也會迫使他們去思考、去感悟,去發出這樣的感慨:人真是活到老學到老啊!
  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是:我萬萬沒有想到,這事居然會這樣!
  在一生里做了前面三件事又從事第四件事(道業)的人實在不多,但畢竟還是有的。這里還要對學業與道業做一下區別,學業是通過對外界的觀察領悟來實現豐富心靈的目的,道業是通過克制欲望、放下欲望的修身求索來實現豐富心靈的目的。二者的區別在于: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道德經》第四十八章)
  這里面的意思是,學業是每天在增加知識,日有所獲;道業是每天都在放下欲望,日有所損。如果把欲望削減到最低程度,就無為而無不為了。因此,學業是以汲取外界知識為特征,道業是以克制自身妄念為特征。一個不愿意修身克己的人,是與道業無緣的。一個不愿意放下“貪、嗔、癡、慢、疑”與“財、色、名、食、睡”的人就與道業離題萬里了。一個把自己的職業、事業、學業做的非常好的人,才有可能進入道業修持當中的。
  那么道業究竟是什么呢?“道”就是萬事萬物的本來法則,自然規律。再繼續追問,“自然法則”是什么?“自然規律”是什么?那可要去問老子了。老子說:“道法自然”,這個自然不是“大自然”的自然,不是山川大地,不是河流湖泊。這個“自然”是自己的“自”,當然的“然”。意即本來就是這么回事,沒有為什么。大道之理沒有為什么,大道之理就是本來之理。
  如果是這樣,那么修道者就要向本來面貌回歸,就要“返璞歸真”,擯棄人為的、做作的打算與行為,向樸實回歸,回歸于嬰兒的天真質樸。這樣,修道者的眼睛就不是僅僅盯住外部世界,而是要反觀自身,反躬自問,反省懺悔了。
  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只有法律審判,沒有道德審判。這是不夠的,也是不符合大道之理的。譬如對“文化大革命”責任的追問,平常人只會把“文革”責任推卸給發動者與組織者,好像平常百姓都是無辜的,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事實真是這樣嗎?只要你回想一下那種“全國山河一片紅”和“紅旗如海。歌聲如潮”的時日,誰沒有喊過“打倒劉鄧濤”?誰沒有喊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你能說平常百姓不是參與者、不是共同犯罪嗎?誠然,老百姓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即使是迫不得已,老百姓即便沒有法律意義上的罪責,也要有良知意義上的罪責。實在說來,對“文革”責任的確認,不能不承認中國人的“狂熱心理”和“隨眾習慣”。因此,大家在反思“文革”的同時,也應該做一番自我懺悔。
  一個兼顧“道業”的人,勢必要不斷攪起內心的波瀾,因為他要不斷追問世間真相。有了這種追問,才有靈與肉的沖突、本我與超我的沖突、高尚與卑微的沖突和坦蕩與猥瑣的沖突。普通人群一向不愿意攪動內心沖突,只習慣于與外界沖突,因此,內心世界就在簡單、隨意中逐步荒蕪。
  無數事實證明,一個不能攪動內心沖突進而戰勝邪念的人是無力做出偉大事功的。有時盡管偶爾成功,也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著名作家莫言在論述悲憫之心的時候,說過這樣一段話:……只描寫別人留給自己的傷痕,不描寫自己留給別人的傷痕,不傷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惡,不傷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丑……才是真正的大悲憫。
  莫言的直觀描述,道破了“道業”的實質所在。我們完成了第四件事,才能獲取更高的心靈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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